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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网络安全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国共同利益，中国是黑客攻击等网络安全威胁的主要受害国之一，也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一直与各方就打击网络犯罪保持着密切合作。我们倡导国际社会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维护共同利益。

《规范》规定，有关数据控制方“在间接获取个人信息时，作为接收方的企业有义务要求提供方对相关个人信息的来源进行说明并确认其合法性，同时还应当了解个人信息主体对于提供方的授权范围，包括使用目的、个人信息主体是否授权同意转让、共享、公开披露等内容，若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超出上述范围的，还应在合理期限内另行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在此事件中，支付宝对用户的提示信息字体很小，并处在按钮下方易被忽略的位置，且默认勾选也远远不能算是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

这话说得很明确了，并不存在总行上收棚改贷款审批权的情况，不过这位负责人也进一步补充说明，“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精神，落实有关监管要求，国开行将合同审查权限统一到总行，主要是防范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避免各地政策把握不一致，集中到总行统一把关。”

事后诸葛式苛责，不过是用完人逻辑绑架受害者章子欣事件确实有很多离奇情节，其发生逻辑超出了公众经验限定的范畴。公众因此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完全可以理解，因“对未知的恐惧”产生某些猎奇心理，也很正常。但不管是涉事警方还是章子欣家人，能够提供的信息终究有限。所以，围绕此事的舆论图景最大特点就是，信息需求与供给不平衡。这也催生了很多想象。

截至2018年底，云南红塔银行总资产1051亿元，净利润5.65亿元，不良率1.37%。相比较而言，南京银行截至2018年底，总资产1.24万亿元，净利润126.71亿元，不良率0.89%，规模较前者更大。此前，苏宁消金的高管多为股东方南京银行派驻，但目前原属南京银行的人员已大部分离职。苏宁消金此前的总经理陈鸣已经调回南京银行工作，苏宁金融方面此前向本报记者证实了此事，不过其同时表示，这些均为正常的人事变动。

但舆情扰攘中，也有很多人站在某个制高点上，对章子欣家人进行着道德审判。他们凭恃着“精英想象”，将章子欣家人套进“底层人之恶”叙事框架里，怪责他们监护失职，甚至把他们想象为共谋；还有的对他们进行事后诸葛式苛责，历数他们的过错，并将“错”当成“罪”来斥责。